综上所知：能匡时扶政的大臣，定要先明白盛衰的道理，通晓成败的奥秘，审查治乱的根源，了解各级官员的任免制度，然后才能面对时局不迷惑，遇到疑难能决断，辅助国君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是这样做的。

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治理，都要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如果违背了特定的规律，即使再英明的君主、再贤能的辅臣也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治理天下只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就可能会出现大乱的局面。只有顺势而治，合乎民情，政治清明、法律严明、奖罚公正，才会实现大治；审时度势，选用贤能，君臣同心，各尽其职，就可避免“四危”和“四乱”的局面。

透过治国的表面现象去把握本质，也就是把握时势和客观规律，我们便可省去更多的精力，避免更多的失误。治理国家要符合这个道理，经营企业、管理家庭也是如此。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本篇论述了政治制度的得失问题。历朝历代都有制度，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运用。仁、礼、乐、法等都可当作治国的制度，但也要随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千篇一律，必会导致祸乱。是非、善恶在特定的时空内是有标准的。制度运用的得失关系到天下之治乱，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

国法必善 道不虚行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

我听说夏、商、周三朝之所以灭亡，并不是因为法规制度不合适的缘故，而是因为用了不合适的人去执法所导致的。法是先王遗留下来的陈规，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去贯彻实行，就很难真正实行。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条是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治世之法。”

行仁原本是为了博爱大众，但有时也会有偏私，产生与仁义相违背的行为。义，可以使人立节行，也可以使人违背公德，而行假仁假义。礼仪规矩，是为使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但同时也会产生懒惰和散漫的习气，结果背离了“礼”字。音乐可以使人性情和平，但是也会让人情欲放浪。名位可以正人尊卑等级位置，也容易产生骄慢、篡夺的野心。法制可以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也会让人找到法律的漏洞做出恶事。刑罚的威严可以使人服从法令，严于律己，但也会使执法人滥用刑法或者欺辱犯人。奖赏可以勉励人忠心效力，但也会诱发人们争功夺利，发生矛盾纷争。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一项规章制度或者是政策的颁布同样也是如此。法律的制定本来是为了规范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但这也给了一些人通过钻法律的空子去获取不义之财的机会；礼仪的制定本来是为了提高人们的修养和素质，但这使一些人染上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恶习；行义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舍大义而取小义，就未免得不偿失了……虽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但我们在颁布规章制度时可以从大局着眼，只要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就可以大胆地贯彻执行。

实事求是 量力而为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