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晋商明清时期山西也形成几支大的商人宗族如明朝议大夫阎蹯楚

再看晋商。明清时期山西也形成几支大的商人宗族。如明朝议大夫阎蹯楚之祖、父均以“太原望族，贾淮上盐策”。蒲州(今永济)张四维也是一个世代贩盐的大家族。其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都是奔波一生，“足迹半天下”的商人。张四维的三弟张四教从岁开始经商，随其父从业沦瀛间，“治业兹久，谙于东方鹾利源委、分布、调度”，是非常能干的大盐商。四弟张四象，其前妻王氏，继妻范氏娘家都是大商人。张四维的舅父王崇古更是一个盐商家族。王崇古的伯父王文显、兄王崇义都是长芦盐商，而王崇古的大姐嫁给沈廷珍，其长男沈江又是活跃于扬越的盐商。张、王两家的联姻，可谓门当户对，财大气粗，组成山右一支更加著名的盐商家族。无怪乎明代御史郜永春在巡视了河东盐池以后说：“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郜永春所说之“势要”，就是指张四维、王崇古家而言。另外介休商人范永斗，从明初到清乾隆年间历经九代，利用皇商特权，插手盐、铜运销和对外贸易，成为显赫明清两朝的商人宗族。

上海，是清代宁波商帮活动频繁的地区。其中有几支著名的商人家族集团。据《镇海柏墅方氏宗谱》记载，镇海方氏家族嘉庆年间即在上海发迹。嘉庆初年，方亨宁只身赴沪，开设店铺。不久，他的弟弟方亨黉(字介堂)也来到上海，开设方义和糖行，经营食糖。随后，方亨黉的族弟方健康在亨黉的资助下由原籍来上海开设方泰和糖行，并兼营南北货。亨黉去世后，他的族侄方润斋和方梦香又在上海开设方萃和糖行和振承裕丝号。道光十年()，亨黉的儿子方仁熙在上海开设履和钱庄(后称南履和钱庄)，兼营土布和杂货。不久又在北京设立北履和钱庄，并在汉口设立同康钱庄。而他的族侄方性斋、方仰乔分别在上海、宁波开设了家钱庄，方性斋之子孙均成为上海商界领袖。方氏家族集团以经营糖业起家，直到拥有钱庄。又以上海为基地，经营绸缎、药材、南货、水产、图书等，势力扩展到杭州、绍兴、湖州、汉口、宜昌、天津等地，成为清末商业大族。

在上海还有一个李氏商人家族集团。第一代是李也亭，道光二年()由镇海到上海，起初在糖坊学徒，又在沙船上做一些附带货物出售的小买卖，逐渐积累资金。后来投资于沙船业，发展到拥有沙船余艘，往来南北沿海的船商，参与经营者多为同族亲属。随着经营规模越做越大，最终买下了黄浦江边的一个码头，取名久大码头。后来又开设了慎余、立余、同余等家钱庄。李氏集团成为上海沙船业的巨擘。除此以外，清代客居上海的商人还有镇海叶澄衷家族、慈溪的董耿轩家族和鄞县的秦君安家族等等。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古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说明两点。一是指出了徽商在各地对地方市场的垄断；二是证实了由于徽人的不断外出，族人乡党随之而动，从而形成随处可见的商人宗族村落。在徽州本地，这种宗族村落更是一种传统。有“族居数千人”的，有“支祠以千计”的。当然在这族居千人当中，有田连阡陌的大商人地主，也有不能自存的贫苦农民。但是这种阶级对立并没有破坏其宗族的血缘联系。这其中一方面是经济的依托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精神上的强化关系。

前文已经提到，在商人宗族内部，商人最初的经商本钱以及经营方式都是带有家族意味的，也就是说商人经济与宗族利益有着割不断、扯不开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经商致富以后，就要想方设法对本族进行捐输和资助。其内容可说是名目繁多。如敬祖祭宗，抚孤恤贫、教养子弟等，甚至衣食住宿、婚丧嫁娶、读书科举等无所不及，并且美其名曰“收族”。这种长期形成的宗族观念，视捐输不吝是德行善举，捐的越多，积德也越多，在族内地位自然高；反之，不捐或少捐，就被族众视为不敬祖宗，在家族中就会站不住脚。休宁商人查道大，初次经商回来，为自己盖了一间房子居住，受到族人的指责和非难。后来他不得不转而依附宗族，每年都要回乡参加各种族内活动，仅乡射行礼就参加了次，次被列为大宾，并且倡建“夹溪之梁”，助资“黉宫之督”。这样以来，人们以为善之所在，而称赞其德，直到他把钱花光为止。一些小本的中小商人甚至为此而影响生意的发展。如明代商人查灵川虽享有德声，生活却日益贫困，在死后，墓志铭中描述他“晚年衣食用费犹循俭”。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说明了封建商人家族势力的贪婪无厌和巧取豪夺。不仅如此，在一些商人宗族内，还把这种捐助以一种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保证全宗族的活动费用。如《茗州吴氏家典》中规定“每岁一给”，“输入俾族，众尽沾嘉惠”。对于久居外地的本族商人，为约束其奢移性消费，族规中亦有条文规定。仍是这部家典中所列，如：不得“沉迷酒色，妄肆费用”；“不得修造异端祠宇，装塑土木形象”；“不得引进娼优，讴辞献技，娱宾狎客”；“不得设置俗乐，诲淫长奢”；“棋枰、双陆、辞曲、虫鸟之类，皆足以蠢心惑志，废事败家，子弟当一切弃绝之”。这些家典、族规，虽然对防止外出经商者的腐化堕落有一定约束力，其实质还是为了保证本族的经济利益，使分散各地的商业利润及时输回宗族之内，人人得沾实惠。而到了清代则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赈恤乡党的“月折制度”。

“月折”，又称“匣折”或“乏商月折”。也就是在商人宗族内，对那些财力消乏的亏本商人及其子孙可以按月领取生活补贴。即如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五《杂记》篇所说：“盐商后裔，各旗醵金以养，名曰‘周恤桑梓’。”清人林苏门在《趣江三百吟》中更具体指出：“盐商之家，有歇业中落者，两淮公保立折，每月某某旗给银若干两，亦睦姻任恤之意。”这里所提到的“旗”，是指盐商行盐的商号。如淮北盐商程世桂与其兄云松“均习禺策(盐业)，分行盐务，旗名‘观裕’”，就是一例，这种“醵金”、“给银”的银两自然是出在宗族内的经商者身上。实际上是打着“周恤桑梓”、“睦姻任恤”的旗号，在宗族的庇护下把赈恤义举进一步制度化。据记载，乾隆时期，江春作盐务总商，使“务本堂给贫月银有增无减”，可知在世纪这一制度已在盐商中实行了。所谓务本堂，是盐商的总务机关，“贫月银”就是按月所领取的补贴银两。这种“月折”制，在盐商家族兴盛地区，如淮安、扬州、汉口等地均有实行。它首先是建立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系网上的。日本学者滕井宏在研究了新安商人以后指出：

新安商人的商业经营，归结一句话，即立足于血族乡党的结合关系上面。这是旧中国社会各种事业中共通的现象，毫无足异，这在新安商人的场合，也表现的最为浓厚而且典型。

正是由于实行了这种“周恤桑梓”的月折制，才使一个个大的商业家族长期以来能在经济上维系在一起，出现了上文所引“一门五世”、“同居四世”、“五世子孙，食指以千数，同堂共爨”、“一脉子孙至三百人”的一人经商而能养活数十家、百家，以至千家的现象。而同时，在商人宗族内也助长了一种不求进取，只追求挥霍和无休止享乐的吃大锅饭心理。正如一首汉口竹枝词所唱：“米珠薪桂价云何，游手终日快活多。寒士染成纨绔习，盐商桑梓误人多。”这种现象在扬州更为突出，所谓“年少儿郎性格柔，生来轻薄爱风流。不思祖业多艰苦，混洒银钱几时休”。另外，这种月折制度无休止的开支，也为族内一些不肖人物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开了绿灯。道光时曾任两江总督、并首创海运及票盐之法的陶澍曾指出月折是盐务总商们“私自名目，假公济私，诡混开销”的手段之一。据清人调查，由两淮盐务总商控制的月折一项，每年供养乏商子孙，按月领银达到余万两，并且是有增无减。而在月折之外，不敷名目，冒取滥领则在数十万不等。这样必然增大了盐业成本，而使盐务日趋窳败。清末盐商的衰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民国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盐商的彻底衰败，这种商人宗族制度下形成的遗习也就随之被革除了。

国家对食盐征税和专卖榷禁的各种制度。中国盐法，代有变迁，由简而繁，由疏而密，日趋完备。唐玄宗开元以前为食盐征税和专卖制度建立时期，开元以后为食盐专卖制度日益完善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