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可烦也意谓将帅如果溺于“爱民”（即古人常说的“妇人之仁”

爱民，可烦也：意谓将帅如果溺于“爱民”（即古人常说的“妇人之仁”），而不知从全局把握问题，就容易为敌所乘，有被动烦劳的危险。烦，相烦、烦劳。

覆军杀将：言使军队覆灭、将帅被杀。覆，覆灭、倾覆。覆、杀，此处均为使动用法。

必以五危：必，一定、肯定。以，由、因的意思。五危，即上述“必死”、“必生”等五事。

【译文】　将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只知道死拼蛮干，就可能被诱杀；只顾贪生活命，就可能被俘虏；急躁易怒，就可能中敌人轻侮的奸计；一味廉洁好名，就可能陷入敌人污辱的圈套；不分主次“爱民”，就可能导致烦劳而不得安宁。以上五点，是将帅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难。使军队遭到覆灭，将帅被敌擒杀，都一定是由这五种危险引起的，这不可不予以高度的警惕。

【点评】　《九变篇》主要论述了在作战过程中如何根据特殊的情况，辨证分析利弊得失，灵活变换战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集中体现了孙子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思想。其重要军事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途有所不由”等“五不”措施为基本内容的作战原则。

这是“九变”问题的主旨之所在。灵活机动，应变自如，是军事活动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战场上夺取主动权的重要保障。整部《孙子》都贯穿着这一精神，而《九变篇》则集中阐述了这方面的具体要求以及方法。

孙子认为将帅应该根据五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实施灵活的指挥，并明确提出以“五不”为内容的具体要求，即“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强调精通各种机变的方法，方能充分发挥军队的战斗力，才算是真正懂得和掌握了用兵之道。

“五不”原则要求战争指导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综合比较，深入分析，权衡利弊，唯利是动。假如权衡后得出的结论有碍于实现战略目标，损害根本利益，就必须舍弃眼前的小利，暂时放过某些敌人，留待日后时机成熟再去解决。如果国君的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不利于军事行动的展开，那么就应该本着“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态度，拒绝执行。这样做表面看是违背常理，实际上更好地遵循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争取主动，夺取战争的胜利。历史上，夫差强争中原酿覆亡，马援误择险道致兵败，岑彭长驱入蜀击公孙，李渊不攻河东入关中，岳飞君命不受进中原，就从正反两方面对孙子“五不”为中心的机变思想做出了很好的实战诠释。

（二）见利思害、见害思利的辨证思维方法。

老子曾说：“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的联系，即使是在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利与害相互依存、转化。

军事斗争也不例外。孙子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眼里，胜利和失败仅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失败中也常常包含着致胜因素，因此要求战争指导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全面辨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处理战争中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

孙子讲“杂于利害”除了辨证看待利害之外，还有一层重要意思，就是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利有大利，有小利，有眼前之利，有长远之利，这是根本与枝节、实质与表面的关系问题。一个成熟的军事家必须分清利益的主次本末，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两者发生冲突时，必须以长远利益为归宿，枝节服从根本，短期服从长期，眼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全局，战术服从战略。

春秋历史上晋楚争霸的鄢陵之战，就是这方面具有极强说服力的例子，而晋国大臣范文子对长远战略利益与眼前战术得失之间关系的理解，则是非常深刻的。鄢陵之战是晋楚两个“超级大国”最后一次主力大会战。是役晋胜楚败的结局，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霸业达到鼎盛阶段。可是范文子作为晋国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之一，一开始就反对晋国从事这场战争，即便是凯歌高奏也不能令他兴奋。他认为，晋国的忧患在内部而不在外部，一旦打败了楚国，大家感觉高枕无忧，内部迟早会争权夺利闹分裂。形势的发展果真证实了范文子的战略远见。晋国的霸业达到辉煌顶点之时，正是晋国衰落之始。晋厉公在取得鄢陵之战大捷后，掉转矛头对付国内的强卿大宗，晋国内部矛盾迅速激化，政治动乱随之爆发，晋厉公本人也走上不归路，晋国政局从此长期动荡不安。由此可见，脱离长远利益去追求一时的成功，是多么危险，何等愚蠢！

“杂于利害”，还要求战略决策者妥善处理道德与功利的关系，即做到义与利的高度统一。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耻于言利”。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话便是“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孔老夫子也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宋朝理学家程颢、程颐、朱熹等则更进一步，开口闭口“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兵家是不信这一套的。他们把追求功利放在第一位，“兵以利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义与利应该完全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应该将两者有机统一起来，见利思义，见义思利。这也是“杂于利害”的应有之义。否则打破了道德的最后底线，必然是为非作歹，利令智昏，只会对赢得真正的利益造成障碍，到头来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历史上，法家是最讲功利的。按他们的观点，人与人之间都是钩心斗角、彼此利用的关系。这种“算计之心”使得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冲突迭起，连法家内部也不得安生，师生反目，同门相残，韩非子让同窗好友李斯活活整死。可见人们应“杂于利害”考虑问题，让“利”与“义”协调统一，虽可分出轩轾，区别主次，但不可抹杀其中任何一个。打仗时像儒家那样做谦谦君子固然大可不必，但是“义”可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