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弛张之弘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

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文子说：“圣人做事，虽道路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秦、楚、燕、魏的歌曲，虽曲调不同，但都有欢乐之意；九夷八狄的哭声虽有区别，却都有悲伤之情。所以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表现。内心安静祥和，就容易在外表上流露出来，流露出来，就会让他人受到感染。”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言论都是很高深的，但总结起来就是要巩固政权，消除弊端，以顺应时势。由于各家遭遇不一，意见偏颇庞杂，所以标准不同，往往会议论纷纷，产生矛盾。”

对此而言，现在已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易于满足了，到处是钩心斗角，人的情欲萌生，即使有光照万物的智慧，也不可能穷尽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山川再险峻幽深，也无法比喻人心的难测。所以，在处理、应对事物之变时，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

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由圣人来治世，大同理想的法规和免除劳役之道，就应该没有什么不同。但现在法令的增补或废除、文明和朴素交替施行，或是发扬光大，或是保守传统，只在过去的范围里摇摆。兴兵打仗与和平交错出现，也只是与前人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身居帝位，穿上皇服，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有时为了统治的需要，对达官贵人表示宽大，对乱臣贼子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程度不同，但防止为非作歹的目的却相同。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虽形式各异，但本质相同；虽然思维方式千差万别，但目标一致。至于故意矫情用事，就会矫枉过正。比如，穿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错误；天天衣冠楚楚，就犯了穷奢极侈的过失；禁令宽松，对下属要求不严，就会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厉，就容易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曹魏时文人写诗讽刺时事，就可明白当时的国家风气；周秦末年，政治衰败，在许多小事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说或用或舍某种制度，是决定国家兴盛成败的关键。

政令的繁与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政与猛政要相互协调。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但约法三章贵在简明。太叔因用猛政想改变国势衰败，结果王孙只有哀悼的眼泪。晋国的赵盾一改其父赵衰的平和政策，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仍用旧法。这些都是政治或张或弛的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一样吗？

诸子百家的言论，论述的都是当代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认真地研究过了。但世人对此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学说，而不知为政之道。尊崇清静无为的道家，视儒家学说为迂腐；拘泥于名家的学说，却认为道家的言论荒诞可笑；或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今世仍可实行，有的征引纠救时弊的方法，认为应当流传后世。其实，这些理论学派都有各自的弊病。

由此可见，治国有无某种法规是由时势需要所决定的，用与不用应以时势为准。不适应就要停止，适应时代就要应用，推行政令不失其时，前途就是一片光明。如果对世事人情不精通，又怎么能够掌握权变的奥妙呢？

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治理国家，要根据时势决定，只有在不违背时代要求的情况上，才会坚守治国的根本，才能够实事求是地革除时弊，创立新政。对古法拘泥不化，就是因循守旧，终有被淘汰的一天；抛弃古法，一味地追求独树一帜，就会碰更多的钉子，栽更多的跟头。

历史在作为决策的参考时，决策者还要懂得吸收对现代治国有用的方法和经验，不可产生厚古薄今的想法，更不可按照传统的治国思想或是拿诸子百家之一的学说生搬硬套。因为每个事物都有其产生的条件，所以，看问题应该采用辩证、历史、发展的眼光，能够做到古为今用而又不拘泥于古，才是最终目的。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人也。’”